2018年，作者为杨苡期颐寿专门制作了纪念册（吴晓梅摄）

【资料图】

作者自制的大贺卡

杨苡在新年贺卡上写字

杨苡收藏的瓷偶

◎张昌华

杨苡先生挟着墨迹未干的“口述自传”，优雅地一转身，化作一片白云，融入蓝天，与自然同在了。先生是福人，期颐之年成为人文电影《西南联大》的主要口述者之一，又以一百零三岁高龄出版《杨苡口述自传—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》（译林出版社2023），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这是本文作者忆及杨先生时说的一段话。作者是南京的一位老编辑，因编辑出版杨苡先生的作品与之结缘，继而成为忘年之交。他日前撰文，深情回忆与杨先生的交往，感佩先生如静水长流的胸怀与格局。

敲门后长驱直入就像回家看老母亲似的任性

先生生于簪缨之家，是衔着金调羹来到人世的，然而她却又是地道的市井布衣。她虽以译作《呼啸山庄》享誉天下，在大学任教一辈子，却连个副教授衔都没有，生不逢时也，确切地说是先生“不屑也”。赵苡（先生大女儿）告诉我：那年妈妈正在办退休手续的当口，高校开始评职称了，学校的领导劝她再干一学期，等评完职称再退，那样名义上好听，经济上又实惠。妈妈不肯，她说我既然在办了，怎么能为了评职称赖着不走呢。

近二十年来，我与杨苡先生过从甚密，对先生的为人处世略知一二，其感触颇深，并受熏习。

关于我与先生的过从曾写过，本不想冷饭重炒，但想到她曾对我说过一句话，我又觉得非写不可，否则将愧对故人。那是2018年中秋后的一天，我偕内子到杨府，给她拜节，聊了一个时辰后我们告辞。先生颤巍巍地立身送至门口，忽然对我说：“我将来死了，肯定有两个人会写悼文。”此语一出，我一时无言以答。她笑着指了指我说：“你肯定会写。”我报以傻笑。

今已不忆是何年何月，我第一次叩开杨先生家的门。只记得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，杨苡便说“欢迎、欢迎。”先生的寓所，是南大60年代的建筑，三层。她住一楼，浅灰色的围墙显得典雅，有点儿民国遗风。铁栅栏门里锁着个清静的小院，有棵石榴树和零星花草，花木扶疏，多为自然状态。

早年拜访我是电话预约，一按门铃，阿姨小陈便来开院门。杨先生立在屋门口，堆着一脸灿烂的笑容，像是迎迓，说“来啦！”有一次小陈不在家，先生颤巍巍地下台阶，蹒跚着来开门，边开边说：“我家的门是不上锁的。”又指着门铃摇摇手，示意不必按铃，把手伸进栅栏门，一拔插销就可以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就“倚小卖小”（老资格）起来，拜谒时都是自己动手。再以后，有时路过匆匆拜访来不及电话预约，敲门后长驱直入，就像回家看老母亲似的任性。

记得在这小院的土花坛上，我不止一次来翻拍过杨宪益先生的资料、图片，也翻拍过丁聪为杨宪益绘的《祝寿图》。记得那图嵌在镜框里，拍照时反光，我让同事吴晓梅捧着，翻来覆去折腾老拍不好。先生看着着急，边用手比划边说：“干脆把镜框拆开。”我说怕弄坏。先生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月月我都要到杨府，主要是侃大山

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南京市文联恢复文学活动的初期。1985年5月，南京市作家协会成立，我与先生同时参会，并有幸合影。那时先生才60多岁，照片上还显得年轻。由于她事翻译，我供职的社不能出译著，故没有什么交集。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在《东方纪事》做编辑，她的《巴金书简》（巴金致杨苡信）和《可怕的间隔》，恰是由我当责编。

记得稿子是总编辑蔡玉洗拿来的，他对我说：“杨先生叮嘱，这两笔稿费捐给现代文学馆。”愧对先生，这两笔稿费会计科最后是否代捐了，我还真不大清楚。先生从未问过，我更不好意思向她提及。我知道，在那特殊年代，先生冒死之危保存了巴金致她的这批信，还挨过红卫兵一记耳光。

文稿是联系作家与编辑的纽带。

我与先生走动最勤是在我退休后的岁月。我先在金陵老年大学编学报，后到民刊《百家湖》杂志做编辑，尤其是2012年后过从最密。说真话，最初拜访先生，半是敬仰半是邀稿，而后才是对先生的崇拜。在那七八年间，几乎月月我都要到杨府，或邀稿或送杂志、送稿费，当然主要是侃大山。

不仅我去，编辑部的几个“小朋友”陈爱华、万辉等我都带他们去玩过。聆听先生讲那“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”的故事：诸如西南联大时她的同学穆旦、巫宁坤、黎锦扬、许渊冲，以及与闺蜜萧珊（巴金夫人）、王树藏（曾是萧乾夫人）的既往。先生说她们三人一度曾住一个屋，亲如姐妹，好玩的是一到礼拜天，大家各自给自己的“朋友”写信……先生讲得最多的是“我哥”（她习惯如此称杨宪益）的事，听罢，引起我的创作欲。我的长文《杨宪益的百年流水》就是在先生的帮助下完成的，她为我提供了多种版本的《杨宪益传》，还有照片，并讲其轶事。还有，我写《“我的两个祖国”——戴乃迭逝世十周年纪念》，也得益于先生的襄助。

始终自认为是个平凡的民间老妪不是什么名人

先生为人处世谦逊、低调，更有大慈悲。先生始终自认为是个平凡的民间老妪，不是什么名人。一次，有位生客来访，我恰在侧，客人称她为杨教授，她马上更正：“我不是教授，我只是普通教师。”先生凡事喜欢替别人着想，她每给我一篇稿子，都要叮嘱再叮嘱：“你看有什么犯忌的地方，干脆删掉，千万不能给你们添麻烦。”而她对别人的错误，却十分宽容。记得《百家湖》某期，刊发一篇赵瑞蕻教授（先生老伴，1915-1999）上世纪60年代辅导南大中文系学生诗社的稿子，配图时，责编张冠李戴，错把屠岸先生的头像当作赵先生的配了上去，我也没有审出来，刊出后才发现，我愧疚得无地自容。带着责编持刊上门负荆请罪，本以为先生会发火或不高兴，不料先生看后淡淡一笑对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也难怪，你也没见过赵瑞蕻，下期发个更正就行了。”一句暖心话，说得我们感愧交并。

先生幽默。赵瑞蕻教授去世后，她遵其遗嘱，把家中大部分藏书捐给赵先生的故乡温州大学图书馆，2018年这批书不知何因流入“孔网”，我买了一本赵瑞蕻签字本《艾青诗选》，赵先生原有题字是：“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书亭购得此册，大快，以为纪念也。阿虹记，1979年10月底于北京。”我持此书给杨苡看，先生瞥了一眼，诙谐地说：“温州人会做生意。”我请她题几个字作纪念，她挥笔写道：“此书转了一大圈，又被昌华兄购得，感激万分。杨苡2018年圣诞节。”

先生善解人意。家中的保姆小陈是住家全陪的，先生百岁行动生活尚能自理时，凡自己能做的事，她不劳小陈动手，因此小陈下午有段较长的空闲时间。为改善小陈的经济状况，先生主动提出，叫她下午到街坊邻居家去做钟点工。此举也带来一些不便，以至有突然来访的客人，先生必须自己手扶助行器去开门，我就遇到两次，真为先生提心吊胆（她跌过，骨折过）。我多次提请先生，不要让小陈再外出做钟点工了。先生说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“没关系”成了她的口头禅。

有客来访她必须做点简单梳理以示对来客的尊重

先生重友谊。一个偶然，当我把罗孚（承勋，1921-2014）过世的消息告诉她时，她一脸泫然，一个劲地说罗孚为人厚道。当我了解到先生与罗孚的交往后，我就“怂恿鼓吹”她写篇回忆文字。在我的“督促”下，她写了篇《送罗孚兄远行》，交稿时她还附了封信，谦称“送上拙稿，请你斧正”，慨叹自己“越来越喜欢在床上过日子，呜呼！”信末，特别注上，要我阅后把信撕掉。我哪舍得！我暗中“抗旨”，留存了。说来好玩，她那份手稿有五页，字迹清秀、工整，编辑部的小朋友们见到都想要，我最后决定将稿子复印五份，我拿原稿首页，其余一人一页，大家如获至宝。后来当我把这事当笑话告诉先生时，她淡淡一笑说：“应该扔在纸篓里。”

先生晚年不大喜欢写信。2014年我到苏州拜访张寰和先生，寰和是沈从文的舅太爷、先生西南联大时的同学，她一直昵称他是“小五哥”；联大岁月，寰和与赵瑞蕻是睡上下铺的兄弟。寰和托我带封信给杨苡问好，先生看了很高兴，说小五哥还记得她。我说你回封信吧，她说：“明儿写，明儿写。”三月后当我把寰和走了的消息告诉她时，先生一脸黯然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欠小五哥一封信。”我知道先生不喜欢别人随意公开她的信，当我表示：她致我的两封信将来我要收入书信集时，先生不语以对。我认为这是她智慧的默许，将信收进《见字如晤》（中央编译局，2023）中，该书今年1月出版，我第一时间寄给她“批评”时，她已在鼓楼医院的急救室里昏睡了。

先生讲究礼数，一副老派作风。客来立门迎，客走瞩目送。她曾对我说，你们来之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先生卧床时间多，有客来访她必须做点简单梳理，以示对来客的尊重。小陈阿姨被先生调教得也很有素养，来客一到，立马上茶。

我和先生走得较近，我看得出她蛮喜欢我的。我常常倚小卖小，喜欢在先生面前“撒娇”，还往往变着花样逗她开心。先生似乎也吃我这一套。我爱涂鸦，常常写字送她，秀才人情纸半张，用金粉在红纸上抄《心经》为她祈福，还写“萱堂春晖”“上善若水”“人生不满公今满，世上难逢我独逢”之类。先生让小陈把这些字贴在沙发后面的墙上，又将我送的字摊在桌上。恰那次我带朋友去看她，她指着墙上的字，对我那位朋友说：“你看，满眼都是张昌华。”弄得我挺尴尬。

用手指绞着手绢把玩活像个小女生

我退休后住八卦洲乡下那几年，自己种菜，一次拎了一包西红柿、茄子、豇豆和黄瓜送去让她尝鲜。先生高兴得不得了，说她有口福，“吃上大编辑种的菜了”。

先生手脚大方，喜欢送人东西，我是得天独厚，获益甚多：最珍贵的是端木蕻良送给杨宪益、戴乃迭的一幅画（一个熊猫造型的茶壶和两只茶杯），杨宪益先生送给她，先生竟然转送给了我。当时我不肯要，说留给赵蘅吧。先生摇摇手：“东西要落在喜欢它的人手中。”

她住院时，同室病友送她一对漂亮的镇纸，赵蘅回宁探亲时，见着要带走。先生不让，说是留给我的。赵蘅说她画画用得上，拿一个行吧。先生说一个也不行，镇纸都是论对儿送的。

先生喜欢用手绢，有时别在中装的口袋上，有时喜欢捏在手里，一边与我们交谈，一边用手指绞着手绢把玩，活像个三十年代的小女生。大概她发现我也用手帕，再次去时，她拿着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叠贵州蜡染手帕送我，盒子面上还写了“张昌华、李晓贤伉俪留念”。

先生童心不泯，喜欢木偶等小玩意，沙发上下左右，满坑满谷摆成一圈。她喜欢瓷娃娃，卧室橱柜里收藏了许多世界各国千姿百态的瓷娃娃。先生接待客人，都在客厅，她说男士不可进卧室，只有余斌（“口述自传”整理者）例外。

某天她把我们叫进卧室欣赏她的瓷娃娃，玻璃柜好几层摆满了。先生见我饶有兴趣地欣赏，便说：“你可以拿一个。”我摆摆手。回到客厅后，她拿出一个造型别致的外国木偶，对我说：“这是‘更夫’，挺好玩儿，送你。”我忙说不要不要。她有点怏怏：“你不喜欢？”我报之一笑。先生送我的小玩件太多了，我岂能贪心。最有趣的是某年春节，我带内子去拜年，那是先生第一次见到我爱人，她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币递给我爱人。内子鞠躬摆手不肯收，先生幽默：“这是压岁钱，你不收？”

我常骚扰先生，外地朋友想拜见先生，多找我牵线。先生大概看我的面子，从未拒绝过。但她有原则，一位朋友想要录像，她高低不肯。

有时我还会给先生布置“作业”。先生百岁的那年，我给她写了本册页，还在扬州订制了二十本线装宣纸小本子。先生属羊，本子插页用了不少名家关于羊的绘画，红缎封面，我题的签：“恭祝杨苡先生百龄华诞。”古色古香，十分喜庆。先生见到很高兴，还手捧纪念册照了张相。我说：“杨先生，这二十本纪念册，都印有独立编号，单号送给你；双号归我，我送亲友，晚辈向你讨寿，请你签个名。”说着我把笔拧开，塞在她手上。先生笑了：“张昌华，你给我布置作业？”其时我早把欲送者名单写在小条上，放在她手边，十足的强行就范：“上下款都要哦。”先生十分“听话”，乖乖地签了。毕，她甩了甩手说：“把我的手都写酸了……”

2021年秋末，我与内子去看她，先生卧在床上。她指着床头的日历对我俩说：“我把它撕光了，就完了。”我马上接话，“你撕不完的，没等你撕完，我就给你挂上新的了。”先生自嘲似的一笑：“古人说老而不死就是贼。”后来一次去看她时，我特地写了“千岁楼”三个字送她，我说：“皇帝是万岁，你是八千岁！”先生高兴得直笑。

胸怀与格局非一般人想象

2022年元旦、春节期间，我数次电话表示要去看她，先生以疫情为由婉拒。我只得将备好的挂历、贺卡之类，用快递邮去。大半年未见先生，很是想念。我打电话给小陈，她回我：“奶奶不让。”我心想这回不让也得让，我偕内子强行前往。恰小陈外出做钟点工了，门不得开，我走“后门”终于见到久违的先生。先生不让我来是真，我来了她高兴那才更是真。那天先生兴致极高，谈笑风生。因她晚年不喜欢与人合影，听说前些时候陈虹、邹小娟、邓小文合伙去看她，要合影。先生不干：“你们怕照不到啦。”这次我也不敢提照相的事，只在她与内子聊天时偷拍了一张，时为9月18号，孰料这竟是最后一幅。

11月22日，赵苡告诉我：“妈妈的‘口述自传’已出版。”说她刚见到样书，夸译林社下了血本，做得十分精致。她又说：“我妈妈在有生之年还能看见这本书出版，真是件幸事，等书出来，妈妈一定会送你一本。”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，我马上用红纸写了一张“喜报”发到朋友圈：“恭贺杨苡先生口述史出版。”并抄一联：“高不自鸣看碧岫烟云若隐，老当益壮问青松岁月几何。”

我是一个性急的人，读书总想先睹为快。我也不乏人脉，一个电话，次日便收到该书责编魏玮快递来的《杨苡口述自传》，编号竟是“0007”。

疫情肆虐，国人十九都感染了，先生亦不能幸免。岁末住院，我无法向她贺年，将她的一首小诗抄在大红纸上，拍成照片，发给小陈阿姨，请她让先生看看，让老人家高兴一下。先生诗云：“人之一生，命中注定。死者已矣，生者犹生。有信上帝，有信神灵。爱情不朽，友谊长存。”

静水深流，先生的胸怀与格局非一般人想象，她继承津门杨家喜欢“捐”的传统：抗战时，她母亲曾为前线将士捐寒衣；抗美援朝时，她哥（杨宪益）捐了架飞机；她收藏的巴金的信、沈从文的字等早捐上海图书馆了，如今她把她的“千岁楼”——那座花木扶疏的小院，慨然捐给了南京市作协，真是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。

先生走时我不在南京，没能送行，奉上一份菲薄的奠仪，也被亲属退回，只能以一只花圈聊表寸心。4月18日，赶在故居捐出前，我独自到先生的小院，请同生兄（先生的大女婿）带我进先生的故居内，拍了一组先生遗物的照片和一段小视频作纪念。

杨苡先生家小院的门关上了，而先生风雅风度风骨和风范将垂之久远。

供图/张昌华

2023.6.13定稿于金牛湖畔